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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草草在黑板上描几幅图，简单地解释几句，就很明白——如果我明白，谁都明白，谁还比我更钝呢？怕没有了。

    有时候不明白，我举手发问。

    同学都笑我，说我这么大了，还像小学生，次次发问都举手，我一举手，他们就嚷：“乔陈又要告状了！”

    纳梵先生微笑说：“不必举手。”

    我涨红着脸分辩：“如果不举手，不给老师准备，就插嘴，那有什么好？”

    纳梵先生还没答，众同学又笑说：“好啦好啦！教授变了老师，大学变了书馆，咱们都成了小孩，也不必投票选举，回家干脆抱着叫mama？”

    他们只是开玩笑，我知道我很规矩，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师重道，哪像他们这般无法无天？一时改不过来。

    我涨红了脸，讪讪的过了好几堂课。

    有一天在图书馆，我与纳梵先生撞个正着，我称呼他一声：“纳梵先生。”

    他站住，微笑问：“什么事？”

    我说：“没事啊，我叫你一声。”

    他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答：“理应如此啊。”

    他说：“你家那边的老师是怎么样的？”

    “他们？完全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但凡课文说得明白，已算尽责了。”

    我说：“阶级分得好明白，否则，学生恐怕倒霉，这是中学，大学不得而知，看来也绝不民主。”

    “你觉得哪种制度好？”他极有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说，“这里的学生太放肆了，我觉得。我读的中学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