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章 冈山城内育土豆 (第2/7页)

（万历二十一年）编成。

    其后周亮工《闽小记》、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赤嵌笔谈〉、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七都参照此故事录入，这才被广泛传播。

    但是无论是越南、菲律宾还是欧洲殖民者本身的记录中,根本没有以上记录。

    再退一步说，当时菲律宾是殖民地，越南可不是，如果欧洲真的禁运番薯,番薯又是如何传入越南被陈益带回广东的呢？

    由此可以推测，陈振龙和陈益的故事不一定是假的，但是可能是出于传记传奇度的考虑由文人进行了艺术美化的加工。

    事实上1563年（明朝嘉靖四十二年）的《大理府志》之中就有列举“薯蓣”之属五：“山药、山薯、紫蓣、白蓣、红蓣的记载，其中就有紫薯、白薯和红薯。

    11年后，李元阳在他主撰的1574年（万历二年）版的《云南通志》里更纪录全省9個府和州已经有别于“山药、山薯”的各种颜色的“蓣”的种植。

    后世之所以将番薯引入中国的功绩挂在陈益和陈振龙两人身上，一来有《大理府志》和《云南通志》为地方性刊物，传播性不广；

    二来是因为作为府志和省志，主要负责记录大事，番薯传入以及其形制描述都是粗略一笔带过，不似《金薯传习录》中描绘的这面详实，又没有人家会进行传记美化故事，因此传播度不高。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放到显然依然还在发生，同样是描绘扫除广东博社村制毒故事的纪录片无人问津，进行医术美化之后的《破冰行动》却广为人知。

    我们从欧洲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欧洲人最初对玉米的重视程度因为《圣经》的缘故，与番薯和土豆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