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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轰轰烈烈的间谍事件，从那一夜之后竟然烟消火灭，像从来没发生过一般，莫青荷躲在天津，除了采购报纸和必须的食物之外几乎不出门，他也听无线电，每天把所有频道调一个遍，依旧没有听到任何抓捕的消息。

    莫青荷租住的房间狭窄的只能放一张床，天花板生了大块大块的黑霉，有时候像雨云，有时候又像一群心存恶意的蘑菇。床边是一扇列车车厢常用的小窗，用罐头盒栽种着一棵青翠的豆苗。他时常抱着膝盖坐在窗边，给豆苗浇一点水，然后望着外面冰蓝的天空发呆，眼神盘桓着一丝怅惘和眷恋。

    他知道沈培楠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并不太为自己的安全状况担忧，他甚至忍不住幻想，也许沈培楠已经消了气，肯听自己说话了，目前局势的安静就是一个证据。他越想就越觉得可信，观察一会儿豆苗的长势，拨弄着胸口冰凉的钻石戒指，在心里说，他们曾经那样的好，两个相爱相知的人，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够拆散的。

    他不是个自怨自艾的人，度过了最初的悲伤，又对未来产生了新的希望，他很想跟沈培楠打一通电话，但他忌惮刘叔，周公馆的通讯一向是不太安全的。

    一个孤单的中秋节过后，莫青荷从新建立的联络点得到一个消息，组织打算将他转移至延安，等待新的任务。莫青荷得到许多份虚假的名字和身份证明，觉得时机成熟，他拎着一只手提箱，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往火车站，一路轧过厚厚的梧桐落叶，踏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

    原先为了避免戏迷们打扰，他有过相当的乔装经验，穿着一条谁也不会注意的灰布衫子，帽檐压得很低，很怕冷似的裹着一条羊绒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