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2【新书反响】 (第2/4页)

表。

    陈寅恪从来不谈论政治，但并不代表他不懂政治。学史学到他那个地步，很多事情比官僚看得更清，但也仅此而已，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

    坐而论道谁都会，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

    没法解决！

    常凯申当然想完善行政系统，提高基层官员的执行力。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除非在中国进行一场触及根本的大改革，而抗战特殊时期的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

    所以陈寅恪把文章烧了，发表出来也无益，反而会因此得罪掌权者。

    烧完文章，陈寅恪很快又重写了一篇，单纯从治史方法来分析《万历十五年》。他首先批评了周赫煊对于某些史料的无视，认为周赫煊的某些思想稍显片面，同时又赞扬《万历十五年》风格独特、观点新颖，为明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形式与方向。

    ……

    陈寅恪的第二篇文章还未发表，吴晗就已经开始对《万历十五年》大家吹捧了。

    吴晗也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他早前虽然属于自由派，但性格非常激进。早在十多年前，吴晗就给胡适写信说：“翻开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吴晗请求胡适指出一条明路，胡适让吴晗“科学救国”。

    那时吴晗非常尊崇胡适，特地在毕业照背面写下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

    然而，吴晗到了西南联大，国党的腐败和不顾学者死活的态度，再加上好友在贫寒病痛中去世，让吴晗的思想彻底转左。他的行为做法比闻一多更加激进，不但投身于各种反蒋活动，还写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