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４０５章 不免忧心 (第3/5页)

以为不过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明代江南士大夫的崛起其实只是这个规律的体现罢了。

    明朝初期，朱元璋可以利用漕运将江南的财富运到北方，利用科举打压江南士人，使其难以进入权力高层。但是随着明廷对江南经济的依赖越来越重，这种格局终于被打破。

    虽说南方人在明代长年受到打击压榨，但到了明朝后期，江南的底气忽然硬了起来。最显著的对比是，开国时期，朝廷可以随意对江南施加重税，漕粮白粮也可劲的往江南人头上加征，到了明末，帝国却很难再从江南予取予求。

    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单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于北方，土地产出也悬殊，而江南庞大的工商产业却完全在征收范围之外。因此与其他地方的士绅相比，江南的士绅可以多种经营，集地主、商人、士大夫于一体，在乡党的庇护下，晚明的江南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确保社会地位的稳固。

    江南士人腰杆变硬背后，是他们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稳步提升。明初被朝廷有意压制的南方人，终于在晚明迎来了全面复兴，江南士大夫在张居正和魏忠贤倒塌的两次政局大变动中都捞到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中央决策层江南士人显著增加，并在某些时点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万历二十一年，当内廷提出苏杭织造钱粮拖欠过多时，内阁首辅王锡爵（苏南太仓人）就拿出‘苏松重赋’的说辞，同时提出连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脱。崇祯九年，局势更加恶化，武生李琎（陇西成纪人）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另一大学士钱士升（浙北嘉善人）立即挺身阻止，甚至